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

  

  A:近来不少人在议论\”第三种批评\”这个新词,但大都十分迷惑,不知这种批评究竟主张些什么,我见你写了好多这方面的文字,你能否作一点解词的工作?

  

  B:\”第三种批评\”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多种主张;它也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个意见非常统一的群体提出来的,而是由对文学趋势的看法有某些共同点的一群人侃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前年(1994年)十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研讨会上,我们一伙朋友在聊天时激发出来的。

  

  A:开完会后各自回家,各自按自己的理解撑此旗帜做文章,所以把大家搞糊涂了,是不是?

  

  B:是这样。这不是坏事,这现象本身就很有意味。在我看来所谓\”三\”,就是\”多\”,也就是说,不是\”一\”,也不是\”二\”,不是唯一,也不是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元。我们过去喜欢讲\”一\”,也讲\”二\”,就是不讲\”多\”,这是一种思维定势,现在应该打破这种思维定势。\”第三种批评\”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待,例如我自己的文章中,就曾把它看成是\”洋化\”与\”古化\”;道德与反道德;理性与非理性;唯政治功利与形式的先锋;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论\”种种种种二元对立之外的一种新文学,至于谈论这个话题的众多批评家们所持的角度那就更是纷纭复杂了。

  

  A:这的确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进步。那么,你个人的\”第三种批评\”观有没有一个聚焦点呢?

  

  B:在我眼里,\”第三种批评\”乃是一种\”意义的先锋\”,这可以从一个纵座标和一个横座标上来予以分析。从纵座标来看,唯政治功利的文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狭隘的,行不通的,形式先锋的文学,玩叙述,写感觉,纯粹的娱乐与审美,是否又是文学的全部,我不相信,我始终坚持,文学必须是意义的,它不是过去那种唯政治功利的意义,而更多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层面上的意义。我的文学观是:文学是从体验方式入手对存在方式的一种研究。意义问题乃是存在方式的核心部分,文学无论如何没法回避。尤其今天中国,文明转型,神位空缺,价值失落,心灵悬浮,精神晕眩,意义世界亟待重寻,精神规则亟待新构,文学能摆脱它的责任吗?

  

  A:面对市场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现在有些作品与批评也讲精神,但却采取一种退守的姿态,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姿态,你提倡意义的先锋,精神的新构,是否也是为了区别这一现象?

  

  B:一点不错。这就关系到横座标了。从横座标来看,目前文学思潮大致有两个话语圈: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论\”。我高度评价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对唯政治功利的消解作用,但反对它的一味逃亡;至于\”人文精神论\”,意义的先锋始终追寻的就是人文精神,但它不能苟同于时下这一话语圈中一些作品与批评对于市场文明的单纯仇视态度。市场文明对于今天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而且实际上还处在嫩芽状态,人文精神的追寻者们是呵护它,营构它,还是急欲把它掐死,回到传统文明的老路上去?意义的先锋认为绝不能倒退,只能往前走,去探险,去创造,探索新的意义世界,重建新的精神规则。我在八十年代末就提出过\”第三种文学\”的主张,但那时无人问津,现在的情况比较明显些了,但我以为还没有到时候,这个问题还会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的。

  

  (发表于《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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